在诚成集团的协助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创办了“文史天地专刊”，首先我表示诚挚的祝贺。
一提“文史天地”，必然要问：“什么叫‘文史’？”我虽然还没有见到任何学者给“文史”这个词儿下过任何为大家所共同承认的定义；但是，我觉得，大家一说“文史”，都能明白它的含义。它同我们常讲的“国学”，外国学者所称的“汉学”或“中国学”几乎是同义词。有名的杂志《文史知识》所涵盖的范围，可以为证。
前几年，“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”这个倡议或者号召一经提出，天下翕然从之。原因无他：它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。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我们的国家。建设国家，不能无科技。这一点用不着讲，大家都明白。但是，建设国家同样不能无文化。这个道理也不难明白。遗憾的是，应该明白又有能力见诸行为的一些人，偏偏处于明白与不明白之间。“只听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”。把活动余地全留给了我们这一批“手无缚鸡之力”的秀才们。我们就只好竭尽绵薄之力来摇旗呐喊了。
“呐喊”也是要有园地的。在全国万紫千红的花园内，这样的园地应该说还是不老少的。这一块“文史天地”，也可以归入这一类。我们的版面虽然不见得很宽敞；但是我们的天地却是广阔无边的。我们恭请普天下老、中、青三代志同道合的同仁们来这里一试身手，共庆升平，同襄盛举。
我们这一片天地，并不是由哪个学派开辟的，我们完全没有任何派性。我们的宗旨是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以文会友，广通声气。全国、全世界文史界的同仁们所撰写的文章，所写的书评，只要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都是我们所欢迎的。即使是提出不同的意见，也完全出之以公心，完全为了探索真理，昌明文化。我们还希望，通过我们这一块“天地”，志同道合者能够“秀才不出门，便知天下事”，一纸在手就能从宏观上掌握全国、全世界文史研究的动态和走向。这是研究学问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，而又是我们目前文史界比较有缺憾的地方。
就我个人来说，如果要我提出点什么要求———毋宁说是希望———的话，我想提以下一点意见。陈寅恪先生在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中说：“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，其对于古人之学说，应具有了解之同情，方可下笔，盖古人著书立说，皆有所为而发。故其所处之环境，所受之背景，非完全明了，则其学说不易评论。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，其时代之真相，极难推知。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，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，欲藉此残余断片，以窥其全部结构，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，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，始可以真了解。”（《金明馆丛稿》二编）这真正是精辟不刊之论。在这里，“了解之同情”是关键。根据我个人粗浅的体会，这个词儿的真髓是：必须实事求是地了解古人的思想和感情，万不能以个人的爱好或所信奉的主义，去曲解古人的思想和感情，不能把古人现代化，也不能把古代现代化。我认为，这才是真正的“唯物主义”。最近钱耕森先生有一篇很精彩的文章：《陈寅恪论中国哲学史》，见《孔子研究》1997年第4期，页88－97。钱先生对“了解的同情”一词儿做了精辟的阐释，并引用金岳霖先生的意见，金先生完全同意陈先生的意见，并把冯著与胡适之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》做了对比，后者是以自己所信奉的哲学思想为指针来衡量中国哲学史，与前者适相反。
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界，特别是文史界，大倡批判之风，所谓批判继承者便是。在这里“继承”只是一个陪衬，重点全在“批判”。当然，我们必须承认，古人思想中有精华，也有糟粕，加以拣选，是十分必要的。但重点窃以为应该放在继承上，而不应放在批判上。而且这种批判毫无“了解之同情”可言。开宗明义，先把古人放在对立面上，然后，尽管连原文都不了解，却抡起大斧，“批”开“批”开，罗织诬陷，歪曲事实，当然难免。这种恶劣的学风，到了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发展到了极致。其危害之严重，事实俱在，实在无法为之开脱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这种恶劣学风才得到了纠正。总起来论，当前我们文史界吹的是和煦的春风，叫嚷了几十年的“双百方针”，现在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得到了贯彻。
我们这个“文史天地”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创办起来的。我们既有“雪里送炭”之意，也不无“锦上添花”之心。我们希望同仁们不论是写文章，还是写书评，都能够有“了解之同情”，这是起码的要求。但是，我们必须在这里郑重指出：我们文史界的学风并不都是好的。剽窃者有之，抄袭者有之，听了别人的意见而据为己者有之。对于这些现象，我们不但不能有什么“同情”，而且应深恶而痛绝之，要予以无情的揭露与批判———这里用上了真正的批判。
“文史天地”既已开天辟地，大门总是敞着的。全国和全世界的同仁们，盍兴乎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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